“我不给，你不能要”，疑似冤案错案出现，只能坐等司法机关纠正，公民、当事人和律师不能催促，一年，甚至十年，这将使得司法的确定性在冤案的基础上遭遇第二次挫伤。

澎湃新闻报道，在疑似“真凶”出现数年后，15年前江西乐平奸杀碎尸疑案的多位申诉律师，从5月11日起到江西省高院申请查阅当年案卷，不过十几天过去并无结果。2000年5月，江西乐平中店村发生一起抢劫、强奸、碎尸案，当地超市老板蒋泽才及一女子郝某遇害，村民黄志强、汪深兵等五人被认定为凶手。

2006年，除一人在逃外，本案其他四人经江西高院一次“事实不清，证据不足”发回重审后，最终“鉴于本案具体情况”而改判死缓。2011年底，47岁的方林崽落网，供出多宗强奸杀人案，其中就包括已经有多人在为此服刑的前述命案。

此后的套路公众可能会觉得熟悉，疑似“真凶”一次又一次反复供述，警方、检方却当其不存在，甚至在方林崽指认现场时，因当众承认这起已经结案的命案而“被警察捂住嘴带走”。事件的另一边，2013年6月，逃亡11年的汪深兵归案，2014年6月被取保候审，这被相关人士解读为乐平五人奸杀碎尸案“重审翻案的契机或将来临”。但解读归解读，司法的节奏和程序却并未给人以这种确定感，此后又是一年，江西省高院至今未启动复查程序，也无案件再审消息。

“真凶”出现，这样的事公众已非第一次看到，甚至“真凶”出现后的侦控审各方反应，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出奇的一致。按照刑诉法关于案件再审的规定，疑似“真凶”出现这样的小概率事件，无论如何都得算是“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、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”了。起码，作为一种颠覆此前生效判决的新因素出现，司法机关基于主动纠错而设置的制度性反应，也应当是尽可能及时予以核实，比如启动所谓复查程序，以查证相关新证据的真实性。事实上，复查并非再审的必经程序，对相关新证据的核实与质证，更应当交给正式的法定再审程序去完成。

乐平再现“一案两凶”，但司法机关的反应到目前为止依然相当“谨慎”，申诉代理律师寻求阅卷而不得，这样的反应很难不让人联想此前呼格吉勒图案、聂树斌案的类似情况，同样是“真凶”出现多年，司法机关沉默不语，或者用一句“正在调查”一拖数年。侦查机关法定职责中，包括收集犯罪嫌疑人无罪、罪轻的证据，但似乎只有在这种“真凶”不合时宜地出现情况下，才能看到侦控机关竭力去证明自承犯罪的“真凶”无罪。这样一种不正常，背后暗含非常清晰的行为逻辑，那就是对既定案件的不轻易翻案，以及对于错案追究的抵抗，即便出现类似“真凶再现”这样的小概率事件。

回头再看已经在服刑（或者取保候审）的乐平涉案五人，不仅多人存在没有犯罪时间、不在案发现场的证据，而且被害人头部右侧创口的规则排布以及钝器伤，也与被告人“乱刀砍死”的供述存在矛盾。甚至根据判决书描述，“案发次日警方勘察命案现场时，4名被告人竟在距现场不到400米的树林里分尸灭迹”。证据上的不扎实，以及长达六年波折的诉讼过程，也表明本案的诸多疑问。第一次发回重审，下级法院维持原判后江西高院选择了“鉴于本案具体情况”改判死缓，典型的留有余地。但也正是这种较为常见的“疑罪从缓”、“疑罪从轻”，使得疑罪从无原则得不到第一时间、确定无疑地贯彻。

“真凶”很不合时宜地再次出现，但个案真相却依然遥遥无期。“我不给，你不能要”，疑似冤案错案出现，只能坐等司法机关纠正，公民、当事人和律师不能催促，一年，甚至十年，这将使得司法的确定性在冤案的基础上遭遇第二次挫伤。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此前说，“律师依法在案件细节上较真、在诉讼环节上挑毛病、在起诉书和判决书字里行间发现漏洞，有助于提高司法的精准性、公正性”。从这个角度看，目前江西高院门前的律师申请阅卷，正是律师主动协助和督促司法纠错（或者说启动调查程序）的表现。

在反思和重建冤案预防纠错机制的过程中，不仅要从已被纠正的案件中汲取教训，更重要的是，对于有新证据出现的疑似冤案，司法要有及时、主动的制度化反应力，要尊重和保障律师在纠正冤假错案过程中的合法权益和积极作用，要让公众看到有错必纠的决心，而不是见错必躲、有错必拖。也只有这样，人们才会对冤案不再重演抱有更多希望，公众对司法的信心、对法治的信仰才有重建的可能性。